在当今世界，国有企业问题是中国独有的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有像中国这么庞大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2011年末的数据，中国有14.47万户非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为39.25万亿元，总资产为85.37万亿元，其中所有者权益，也就是国有资本，为29.17万亿元。

资产和营业收入，上述国企的比重均占全国工商企业的35%，但创造的就业岗位只有3635万个，不到全国就业总数的5%，即使算上金融类国企，该比例也不会超过6%。

但这还不是要害所在。混合经济是国际惯例，国企也是企业，只要国企是一个与其它企业公平竞争的经济组织，那么国企数量多谢还是少些，国有经济比重多些或少些，理论上并不影响整体经济的效率。国企之所以在中国成了一个大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国企并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一个政企合一的怪胎。越是重要行业的国企，越是大国企，怪味豆的味道越浓。

经营这些企业的不是企业家，而是党的干部，他们不由董事会任命，而由组织部任命，他们今天是董事长总经理，明天就可能是副部长正省长。但他们又不是单纯的“官”，他们也谈论利润、增长、市场份额、兼并收购、技术创新。可转过身来，他们就成了执政基础、调控工具和福利来源。因为这种特殊身份，大国企们进有据、退无忧，大而不能倒，以国家信用背书，占据着得天独厚的竞争资源，却无须为糟糕的经营绩效承担真正的责任。而国企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事实上则是“内部人所有制”。在这种体制下，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国企高管们有心无力，庸才歪才们却大行其道。逆向淘汰的结果，使得国企内生性的体制依赖越来越强，改革动力越来越弱。

于是，国有、民营的二元经济成了中国独有的风景，这风景绝不赏心悦目，它让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成为不可能，进而拖累了国家的经济效率，造成了社会分裂，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腐败的温床。

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们早在20年前就意识到了要害所在，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执政党第一次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再往后，党的文件又使用了规范的经济学语言表述：要在国企中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这无疑是个正确的方向。按这个改革思路，国企就应与政治目标脱钩，回归到企业的一般属性上来。国企存在的目的也应不再是僵化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是以增值为目标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而资本增值的目的，也不再是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而是增进全体国民的福利。而在微观层面，国企老总们也不该再是由组织部任命的“党的干部”，而是由董事会任命的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

可惜，20年过去了，除了国企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以上目标基本上付诸阙如。究其原因，罪魁祸首即是政企始终没有分开，国企始终没有被当作单纯的经济组织来对待，国企改革始终逃不脱党管干部的樊笼。于是，不管中央文件里玩多少个文字游戏，各级官员造访多少次淡马锡，国企改革始终是进二退三，逡巡不前。

三个半月前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份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会打破过去二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的国企国资改革僵局吗?

《决定》对国资国企改革着墨不多，但首次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几句话对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性意义，业内人士均心知肚明，但如何落实这一方向性的决定，各方又都心中没底。为此，“马克·思”特别推荐两篇文章，可谓投石问路，期待引发业界更多建设性、创造性的讨论，进而推动中央全会的决定早日落实。

（作者历任东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是中国最权威的国企国资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