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新京报调查记者，到加盟风行网担任公关总监，在很多人看来，黄玉浩已经成功了，但是他依旧在前行，不管是对于生活还是工作的热情，依旧热烈。现特别整理他的几篇文章《珍惜我是庞麦郎的日子》和《寻找我的兄弟老六》(“青年特稿”转载时标题为《北漂新闻人之死》)等，供大家审阅。

20年前我们家是大黄村最穷的人家，现在可能还是最穷的人家，但20年里，我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准大学生，将不再土里刨食，我骄傲。——父亲

腊月二十八，我回到了家乡，安徽泗县大黄村。

当晚，全家人到县城一家饭店吃饭。这是全家人第一次“下馆子”。

主意是父亲出的。他说，现在生活好了，不用省了。

四菜一汤。席间服务员推荐酒水，我点了4块钱一瓶的啤酒，父亲摆了摆手，说要8块的。

我有些吃惊。要知道，他可曾是村里“最抠门的人”。有年打工回家，为了省5块钱车费，他步行了40里路回家，走了大半宿。

父亲说，你回家一趟不容易，现在咱不缺这点钱。

被传承的期望

家族世代为农的爷爷给我爸起了两个讨吉的名字，乳名见闻和学名金喜，希望他能走出大黄村见多识广再不用土里刨食，另一个期望则是能多钱多福衣食无忧，直到我爷爷去世4年后，我的父亲依然没有对得起他的名字，辜负了爷爷一辈子的期望。

因为厌学，小学只上了一年就退学的我爸至今连他的名字都不会写，36岁那年，因跟我爷爷对当年在自家责任田里种麦子还是黄豆能产生更多经济效益而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后，分家自立门户，那年八岁的我清晰记得我家分得的资产有三间瓦房、2000斤麦子、16亩耕地、一罐头瓶猪油、两个南瓜和15块钱，这算我爸“顶门头过日子”的全部启动资金，听村子里人说，我家那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

我爸喜欢喝酒，自己和自己喝都能喝醉，醉了就教育我说人穷就人怂，种地太苦啦，你要好好上学，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供你读大学，不要土里刨食，当时懵懂的我并不懂那个叫大学的东东是啥，为啥上学就不用种地了，但我感觉我爸说这话的时候，对家里那10多亩耕地充满敬畏，他想征服它，却将期望寄托在我身上。

父亲的投资

一季麦子，一季黄豆，再一季麦子，又一季豆子，父亲仿佛在赌博，却总是押不中，前年豆子值钱，我爸就种豆子，结果来年豆子要么歉收要么大家都丰收价格又下来了，改种麦子结果豆子又紧俏了，我爷爷骂父亲，你是个死木头，不听广播不关心国家政策变化，就知道埋头种地不穷你穷谁，实际上除了我爸种植作物决策失误以外，不会驾驶农机不懂经济作物种植、缺少青壮劳动力也是我家经济状况落后的重要因素。

我8岁上的学，第一学期的学费是15块，在这之前村里的小学是不收学费的，但要交十来斤黄豆，那时的猪肉才三块多钱一斤，我爸经常说你一学期的学费让家里半年都吃不上肉，不好好上学能对得起全家吗。

1999年，我家依旧贫穷，但我爸却看到了在我身上投资回报的希望，那年我考取了省重点高中泗县一中，成了全村历史上第一个高中生，一直被村里人称为“最怂”的父亲一下挺直了腰板——一次醉酒后，他对全村最富的一位大伯说，你再有钱不还得种地，我儿子将来就能分配，就不用刨地!

渐变的村庄

现实总比期望残酷，当年1080的学杂费、每月至少100元的生活费对于全年收入仅有3000块的我家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父亲开始卖粮食、卖房前屋后的树、找亲朋好友去借方勉强跟上学杂费的每年递增，为了筹措高二那年的学费，我爸大年三十晚上踩着冰碴走了40里路去一个姨家借钱，未果后，找了邻村的一个“小头利”借了2000块，每年利息500块，直到我大学毕业这笔钱才还清。

就在那年，村里一个在常州给一个贩鱼老板杀鱼的初中就辍学的小伙子回家过年，其打工两年攒了5千块的“财富神话”在村里广泛传播，受其刺激，村里的青壮年开始到无锡、南京、上海、北京、广州去“打工挣大钱”，第二年村里的新房子如雨后村笋一般增多，爷爷劝我爸出去打工被拒绝，我爸说农民不种地还叫农民，那叫不务正业。

在我读高三那年，村里没有出去打工的就只剩下60岁以上的，46岁的父亲是他同龄里仅有的没出去打工的人，我问他你为啥不出去呢，他说我又没知识没技术出去做什么呢，但父亲的意识还是发生了转变——光靠种地显然无法扭转家境，他又只会种地，权衡下他找到了适合他的商机。

打工成了整个农村流传最广泛的词，攒了钱的打工农民回村第一件事就是盖新房，而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那么盖房子就缺人了——我爸成了乡村建筑队的一名零工，搬砖、涂墙、拎泥兜，每天20块钱，一年算下来很可观，我的生活费有保证了，更主要的是，我家的耕地也没撂下，在附近村盖房子，家里有农活就能随时回来干，尽管没有其他打工者一年赚的多，但我家的经济显然有了好转。

被改变的父亲

2002，我妈提出和我爸一起跟村里人到城市打工，她的理由很简单，那样能赚更多钱，她认为地种不种的都没啥用，一年到头除去农业税、乡镇提留款、种子化肥款，一亩地只收入200都不到，夫妻两人在外地打工，每月合计800块，一年也接近1万多，按照村里人打工平均收入，两人一年结余1万块问题都不大，实际上，当年的大黄村出现了大量全家外出打工、将地转租他人甚至抛荒的情况。

我妈的建议被我爸否定了，地是祖传的，那是命根子不能丢，等大孩子考上大学我们再出去，父亲的计划被我打乱了，当年我高考并不理想，离专科都差了好几十分，倍受打击的我爸开始为我盘算婚事。

拿村里同龄人的婚事“估价”：盖新房，至少要三间平房，造价不会低于3万，为女方买金银首饰、彩礼和置办酒席……全部下来，低于6万娶不来媳妇，砸锅卖铁?砸一千次也卖不来，未雨绸缪，为了我的婚资，2002年的春节一过，我爸就揣上300块钱、卷了床被子准备跟着我小姑夫到南京打工。

辛酸打工路

回忆起第一次外乡打工生涯，父亲总是满含眼泪，说太辛酸了，他与小姑夫在南京汽车站一下车，身材瘦小的父亲就和我姑父被春运期间的滚滚人流冲散了，一拍兜三百块钱也挤丢，举目无亲、一字不识又记不得家中电话的父亲只好沿街乞讨，吃点剩饭，这样在原地等了姑父三天，也没等来人，一位好心路人替他报了警，被南京警方带到收容所后，叠了一周的被子后，被遣送回乡。

回家后，倔脾气的我爸又跟着他一位远方表哥到无锡打工，因年龄大、没文化、没技术又得顾着家里的农活，父亲只能挑些体力活且短期工来干，农忙时期要回家，很多带工头并不喜欢带父亲这样的人，许多工地都是一年结一次帐，短工回家支钱很麻烦，另外年龄大也很少工地愿要，嫌干活慢加不了班。

2003年，我考上山东大学，我爸实际上也攒了一万多块给我做学费，结果家中又突遭噩运，二姑和他丈夫口角后喝农药寻短见，全家为了抢救她都倾其所有，在花费几万块医药费后，终于保住了性命，我的学费也泡汤了，祸不单行，当年父亲在无锡一家建筑工地干了一年活，说好年底结账，结果钱被层层转包的小包工头卷走，大年三十，我骑着摩托到那个包工头家要钱，等了几个小时，那家人都铁门大锁，没要回钱，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蹲在地上一阵干嚎，说没有你们子女的话，活着有啥意思，我默默看着，无言以对。

生活和希望都在继续

通过朋友，我找农村信用社借了一万元贷款，顺利入学，接下来的四、五年，父亲到过南京、上海、无锡、青岛和苏州，在码头上卸过货、抗包、建筑工地搬运、修路、看守工地，工资从每月600升到后来的1800，再也没被拖欠过工资，其间，我爸每年都回家种地，还是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因为国家取消农业税还发放种苗补助，我爸甚至还想着再多承包几十亩地种——地多了就用大的机械化种，更省事，还能有更多时间去打工。

生活在继续，且越来越好。我的弟弟今年要参加高考，我也借助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顺利本科毕业在北京有着一份自觉很骄傲的工作，弟弟的学杂费和生活费我总是及时供上，56岁的父亲，显得比以前年轻多了，将已灰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也多了笑容。

我爸说，20年前，我们家是大黄村最穷的人家，如今依然可能还是这个村子最穷的人家，但20年他却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准大学生，将不再土里刨食，他骄傲。